管中窥天

　　1880年6月27日，我诞生于美国南部的塔斯甘比亚镇，家人既紧张又充满喜悦，个个都抢着为我取名，经再三讨论，决定依照母亲的意愿，将我取名为外祖母少女时代的名字。不料父亲在路上忘记了，当牧师问这个婴儿的姓名时，他脱口而出的却是“海伦亚当斯”，这个名字便从此伴随我一生。
　　那时我是多么幸福啊！春日百花争艳，莺歌燕舞；夏天绿树成荫，果实累累；深秋草黄叶红，满园飘香……可惜好景不常在，次年二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夺去了我的视力和听力。当我睁开双眼，发现眼前一片漆黑，耳边一片沉寂，我像被抛进了万丈深渊，莫名的恐惧顿时袭遍全身。
　　虽然我只拥有19个月的光明和声音，但是这个美丽的世界始终停驻在我的心房，装点着我黑暗孤寂的世界。渐渐地，我可以用手摸索各种各样的东西，并推断出它们的用途；我还用心揣摩别人的各种动作和表情，用以猜测发生了什么事。我非常渴望与人交流，当他们无法理解我的意图时，我便大失所望，疯狂地又踢又打，直到筋疲力尽为止。
　　父亲为我的疾病四处求医，却无人能够治愈，后来他辗转打听到波士顿柏金斯盲人学校，便致信给校长安那诺斯先生，为我物色一位合适的启蒙老师。我们很快就收到回信：启蒙老师已经找到了！得知这一消息，我觉得自己就像以色列人走出了埃及，站在西奈山前，无数的奇景展现在眼前。
　　1887年3月3日，我刚好六岁零九个月，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我的老师安妮曼斯菲尔德莎莉文小姐来到我身边，从此开启了我的智慧之门。次日清晨，我来到莎莉文老师的房间，她送给我一个洋娃娃。我抱着洋娃娃玩了一会儿，她就把我的手掌摊开，在上面慢慢地拼写出“doll（洋娃娃）”。我没想到这就是识字，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有趣的游戏，在她手上起劲地模仿着。几个星期之后，我就学会了拼写诸如pin（针）、cup（杯子）、sit（坐）、stand（站）之类的许多单词。是莎莉文老师重塑了我的生命，照亮了我的心灵，使我的灵魂开始觉醒，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我刚能用字母拼出几个单词后，莎莉文老师就制作一些硬卡片，上面的字母都是凸起的，组成一个个单词。摸索了番后，我很快明白每张卡片都代表不同的含义。我特别喜欢玩这些拼卡游戏，一玩就是几个小时，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没隔多久，我就捧起了“启蒙读本”，要是发现了自己认识的单词，我就异常兴奋，就像捉迷藏时发现了一个隐藏的人。莎莉文小姐无论教我什么，总是用一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或引人入胜的诗篇作为引子，如果发现我对什么感兴趣，她也像个小女孩似的跟我热烈地展开讨论，因此我学什么都兴致勃勃的。
　　我早就有发出声音的强烈欲望，常常把一只手放在喉咙上，一只手放在嘴唇上，发出一些声音。我感到手语交流无法将我的思想完全表达出来，这种感觉越强烈，我就越难受。我急得像只拼命扑腾的小鸟，一个劲儿地开启嘴唇，希望能真正发出音来。家人害怕我不仅学不会，反而灰心丧气，因此想方设法阻止我学说话，但我决不甘休。
　　1890年，兰姆森夫人来看望我，说挪威有个又盲又聋的小姑娘学会了说话。我心中又燃起了熊熊烈火，软磨硬泡地缠着莎莉文小姐陪我前往波士顿的霍勒斯学校，请求校长萨拉富勒小姐教我。当富勒小姐发音时，她把我的手轻轻放在她脸上，我用心模仿她的每一个动作，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学会了六个字母的音。富勒小姐一共给我上了11节课，使我永生难忘！当我结结巴巴地说出“天气很温暖”这个简单的句子时，一股新的力量油然而生，我就像插上语言的翅膀，飞向知识的蓝天。
　　我并非在短时间内真的学会说话了，只是掌握了说话基本要领的一部分。“我再也不是哑巴了！”每每想到我能随心所欲地与母亲聊天，我就充满信心。我夜以继日地苦练，才使几个亲密的朋友明白我的意思；后来在莎莉文老师的帮助下，我反复练习发准每一个音，琢磨各种音的自由组合，往往一练就是几小时，直到感觉自己发音正确为止。
　　学会发音后，我迫不及待地想飞回家。在返乡的列车上，我不停地用嘴和莎莉文老师说话，借此多练习发音。火车不知不觉进站了，全家人早已等候在站台上。一下车，母亲就全身颤抖着一把搂过我，屏声凝气地听我发出的每一个单词；妹妹米珠丽热烈地亲吻着我，高兴地绕着我又蹦又跳；父亲则默然无声地望着这一切，脸上露出激动而欣慰的神色。
　　我如痴如狂地学习着，并且对文学产生强烈的兴趣。12岁那年，我创作了一篇题为《霜王》的短篇小说，随后寄给安那诺斯先生。此文获得他的青睐，刊登在柏金斯盲人学校校刊上。不久，有人指出这篇小说与玛格丽特康贝尔女士的《霜仙》极为相似，因此断定我有剽窃行为。安那诺斯偏听偏信，也认为我欺骗了他。经莎莉文老师仔细调查，发现原来是1888年她独自出去度假期间，霍布金夫人为了娱乐消遣，给我讲过《霜仙》的故事。自从出现这场风波，我再也不敢随意舞文弄墨，惟恐笔下的文字不是自己真正创造的。过了好久，我才在莎莉文老师的帮助下重拾笔墨。
　　1894年，我出席了“美国聋人语言教学促进会”的第一次会议，并被安排进入纽约的莱特－赫马森聋人学校学习。在两年的学习中，我的语音和唇读能力得到较大提高，并学习了数学、自然、地理、法语和德语课程，而算术对我来说却像陷阱一样可怕。
　　两年以后，我进入剑桥女子学校就读，为进入哈佛大学的德克利夫学校作准备。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参观过韦尔斯利女子学院，那时就对高等学府极其向往，我向朋友们发下誓言：“将来我一定要考上大学，而且是哈佛大学！”他们都惊讶万分。
　　在剑桥中学，莎莉文小姐依然作为我的陪读，把上课的内容用手指翻译给我。由于老师没有教导聋哑孩子的经验，我想听他们讲话的惟一办法，就是摸他们的嘴唇。虽然我的英文进步很快，法文和拉丁文也有一定基础，但前进的道路上依然障碍重重。所幸凸字书籍和其他重要的学习器具陆续寄过来，我又兴致勃勃地投入到学习中。可是面对代数和几何两座大山，我依然感到十分头痛。母亲决定请剑桥中学的基思先生做我的家庭教师，我感觉单独听课比集体学习轻松多了，家庭教师有充裕的时间讲解难点，因此学习效率更高。尽管我在学习代数中依然遇到问题，但基思先生总能深入浅出，讲得妙趣横生，使我能够完全听懂。在他的引导下，我冷静而合乎逻辑地论证求解，而不再像先前那样胡乱猜测。
　　1899年6月29和30日，我参加了德克利夫学院举行的入学考试的终试。在考几何和代数前，莎莉文老师要求为我读试卷的想法遭到学院的否决，他们请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的教师尤金C文尼先生为我读试卷，最后译成美国式盲文。尽管盲文适用于任何文字，但要将它翻译成几何和代数则相当困难，我筋疲力尽，几乎想放弃了，幸而最终还是完全战胜了它们。
　　美丽而光明的新天地在我面前敞开了大门，我自信有能力掌控知识和命运。不久我就发现大学并没有想像中那样美好。在课堂上，教授似乎永远遥不可及，尽管莎莉文老师手指如飞，然而匆匆忙忙中，教授的个性已经丧失殆尽。我就像追逐野兔的猎犬，对那些急速拼写在手上的字符穷追不舍，却总是望尘莫及。最恐怖的莫过于形形色色的考试了，我一次次将它们打翻在地，可很快它们就爬起来，再次张牙舞爪地扑向我。
　　在德克利夫学院上学时，我很喜欢作文课，坚持每周写一篇散文。后来《淑女书报》主编向我约稿，让我将那些散文略加修改，便刊登在《淑女书报》上，并付给我三千美元。那笔稿酬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我很快与该报签下合约，岂知那只是我传记的一部分，没想到后面还会遇到许多棘手的问题。幸而一个同学将梅西先生介绍给我，我向梅西先生说明困难后，他迅速翻译了我带来的文稿和相关资料，很快便整理得井井有条，因此我每次都能如约交稿。
　　大学生活似乎转瞬即逝，我和莎莉文在毕业典礼中备受关注，多家媒体争相报道，其中不乏夸张之辞。大学毕业后，我和莎莉文在新英格兰的连杉定居。这栋房子是用史波林先生赠给我的股票换得的。史波林先生是我们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结识的朋友，后来他还一直向我们提供帮助，直到他去世。
　　在我大学毕业两年后，莎莉文老师和梅西先生举行了婚礼，这时有些好事者散布流言，说我肯定会感到特别失落，甚至心生嫉妒，可我不仅发自肺腑地为他俩的结合感到欣慰，自己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充实和快乐。
　　从读大学开始，我就在思考自己的人生之路。有人劝我放弃学业，投身于盲童的教育事业之中；有人建议我作巡回表演，征集捐款；还有人希望我建立一所盲校，把所有盲人集中起来统一训练，均被我一一回绝。直到大三那年，我才有机会真正为盲人作贡献。我加入了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为盲人事业四处奔走呼吁。我的足迹踏遍祖国的每一个角落，访问过123个城市，参加了249场集会，听过我演讲的观众达20多万人次，在国内产生深远影响。
　　我的努力终于得到上帝的恩宠：募捐运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各种盲文也得到统一；政治还拨出一大笔经费，以支持盲文出版事业。柯立芝总统在白宫亲自接见我和莎莉文老师，他还被推举为盲人协会的名誉会长，并捐给协会一笔数目极为可观的资金。
　　许多人不止一次对我说：“你的生活圈子太窄了，真可惜！”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就窃笑不已，他们对我的生活太缺乏了解，因为我心里明白自己接触世界范围的大小。勿庸置疑，身体的缺陷必将带来不自由，我也曾发过牢骚，怨天尤人，却无济于事，因此我只能尽力调整自己的情绪，以开放的姿态面对生活，全方位地接触外界。
　　虽然上帝让我看不见、听不见，也因此不能说话，然而他并没有彻底抛弃我，而是将莎莉文老师送到我身边，带领我走出黑暗和孤寂。或许我的身体不那么自由，然而我的心灵是自由的，它已经超脱了我的躯壳，使我融入整个社会，陶醉在欢乐中，感受到人生的美好。

　　2013年6月26日于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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