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留学生的私生子

　　一挣钱挣钱

　　我叫朵朵，姓杨，性别女，年龄二十又三零九个月。
　　我长得很一般，属于扎人堆儿里找不出来的，当然，我长什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儿子长什么样。
　　我的儿子已经四个月大了，白胖胖，肥嘟嘟，长时间留着口水，并且1点到16点连续哭，20点到0点间歇性哭。

　　儿子的名字叫抠奶，“抠奶”顾名思义，就是经常把奶抠出来。
　　其实我这个做妈的也很不明白，为什么抠奶会曲线救国般地狂饮一瓶奶，然后在接下来的4，5个小时内努力将它们抠出来。
　　这一行为的唯一意义是，他的身上永远洋溢着奶香，而我身上永远散发着奶臭。
　　抠奶很喜欢笑，每次笑他的嘴巴都会成为三角形，像是个小老头。
　　不过感谢上苍，抠奶虽然和我在一起时间很长，但是他长得貌似比较像他的父亲。。。。尽管我从来不记得他的长相。

　　讲到这里，为了对各位读者负责人，本人将在故事的开头做如下声明：
　　第一，故事的主角不止我一个（废话），女主角也不止我一个。
　　第二，我儿子他爹只会间歇性地，具有季度性的出现几次，如果想看麻雀变凤凰故事的朋友请放弃。。。本人在故事中，以前是麻雀，现在是麻雀，将来还是麻雀。
　　第三，大家不要慌，本文中确实有爱情。

　　好了，言归正传，我这个秘密儿子的故事正式开始。

　　在我有儿子之前，我一直认为在国外养活自己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但是当我有儿子以后，我才发现原来养活自己并不难，难的是带着一个奶娃还能养活自己。

　　抠奶在严格意义上并不算是我的儿子，他是我朋友花花的儿子。但是由于我们在一起住，加上抠奶身份特殊，所以抠奶就成了我和花花的私下生养的儿子，在此简称为私生子。

　　我是出国读硕士的，但是我忽然发现，读了十几年书，自己居然连基本的安身立命的本领都没有，这实在是令我太伤心了。

　　遇到儿子前的第一个老师叫山炮，请原谅我，这的的确确是音译。山炮个子不高，很瘦，长得甚至有点鼠相，带着一个大细金属边眼镜，外加个子衬衫。山炮是化学出身，也教我化学。
　　在选山炮的课之前，我努力打听过，号称山炮的课程是开卷考试。
　　于是我喜不自禁，半点没犹豫地在网上注册了山炮的化学课。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在这个第二语言环境中，数学课是不能放过的，因为数字才是我们的亲人。
　　山炮的那门很顺利地成为了我的历史污点，尽管山炮非常善解人意地告诉我，如果我觉得我的英语不好，我可以用荷兰语，德语，西班牙语答题，如果我觉得我的时间不够，他可以给我延长二十分钟。

　　但是我当时真想告诉他，您说的这些，都对我没用。。。。。。。。

　　因此，在养儿子之前，这段金灿灿的考试分母经历可以算是我人生中，最痛苦，最折磨的一段时期。

　　但是后来我发现，考试不好，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补考。但是如果没有钱，那么我们只有一个结果叫做山穷水尽。

　　一个人穷不要紧，怕的是和孩子一起穷。
　　为了不让孩子和我们一起穷，我和花花想了很多办法发财致富，用尽了很多脑筋占一些小便宜。

　　比如水果。

　　资本主义国家最大的好处，就是实验室里居然会为劳动人民提供免费的，无限额的水果。
　　而作为人民，我们怎么可以让统治阶级如此亲民的深刻用心白白浪费呢？
　　所以我和花花每天都会带一个塑料袋在身上，时不时地从水果供应箱经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伸出禄山之爪从箱子中掏出一根香蕉或者一个苹果又或者一个梨，然后极速地揣到兜中，足下发力迅速离开作案现场。

　　几个楼层转几圈，我们一周的水果钱就大大地节省了下来。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样做，既不淑女，也不道德，完全没有风度而言。。。但是饭都吃不上了，这些又算个屁？

　　再比如点心。

　　资本主义国家的另外一大好处，就是每逢什么会议，学校大堂里都会摆满了咖啡，茶，以及蛋糕，三明治。起码我们学校是这样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因为这样的情况通常有两种，第一种，教职员工专门会议，这种会议上的食物好比伊甸园的苹果，吃一口就会触怒上帝。所以还是需要控制自身，免得把自己的学生卡以及前途当身外之物。
　　第二种是招聘会议，顾名思义，是各个公司联合开办的。这种会议的举办者往往财大气粗，所以只要你肯听他的宣传者白活十分钟，那么你就是吃破肚皮，人家也不会管你。

　　所以每次我们都会精心踩点，然后将洞悉会议的类型，最后进行行动。
　　当然，我们也知道不停地对着食品台子绕圈子，只要是智商正常的人都会明白我们的意图。不过只要厚着比长城拐弯还厚的脸皮，那么其实丢人到极致也就阿Q到不丢人了。

　　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做人要有风骨，一定不要丢国人的脸。
　　我们一直铭记心中，所以每次和人打招呼都用日语。

　　其实，我们在国内也是父母用心呵护成长的，但是没奈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支出极为巨大，加上我们的抠奶每天要抠出四十块钱的奶。实在是入不敷出。
　　不过我还算幸运，有一个好导师，W。W是一个枣核儿身材，外加谢顶的中年男子。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性格温和，行动迅捷。W对我的态度还算和蔼，不论我的论文写得多么扯淡，语法错误多么数不胜数。他居然都能够面带微笑地帮我修改指正。实在是令我感激涕零。

　　花花就惨得多了，她的导师是一个英格兰人。这个英国人的名字叫D，每天游手好闲，不是在去聊天的路上，就是已经在聊天了。花花是D的工业博士，为D挣了很多钱，大概申到了几百万的经费吧。D在这里住豪宅，据D的叙述，他家有个大花园和一个大客厅，客厅中央还有个大钢琴。这一点实在是刺激到了我们快要尿血的穷人的灵魂。
　　最可怕的是，D是一个见异思迁的导师，在他招到花花之前，D没有任何的博士学生。当他招收到花花以后，他不但有了钱，还有了新学生。为此D很得意，竟然想要换掉花花。这让花花大为惊恐。

　　因为丢掉工作，意味着抠奶下个月的奶粉钱也就没有了找落。
　　所以说，一个人穷不要紧，怕就是带着孩子一起穷。在父辈的旗帜隐蔽下的我们，骨子里果然还是存在着，苦什么不能苦孩子的传统。

　　因此花花和我如热锅上的蚂蚁，开始寻找拿钱的出路。

　　大概三天之后，我们找到了第一个工作：翻译。

　　这个工作，是我在隔壁学校蹭肉丸吃的时候偶然发现的。
　　隔壁学校是一个商业学院，并不能称之为大学。不过，头衔这东西并不能阻挡我们对这所学校餐厅的热爱。当三天前我正在这个学校餐厅中漫步，寻求便宜食物的时候。一个满头胡萝卜色泡面卷头发的胖老师和我快乐地聊了大约10分钟。这个老师的名字叫S，他写了一本号称是经济学管理的书，并且有意翻译成中文。

　　我痛痛快快地表示，我和舍友花花的中英文水平属于绝妙的境界，拿下这本书的翻译不成问题。

　　于是我欣喜若狂地和S达成了口头协议，约定好全本书翻译结束之后获得报酬1万大元。

　　我开心地拿着这份餐厅侃出来的工作奔回家，准备和花花分享。
　　花花高兴得鼻子几乎都歪了，抠奶乐得奶不用抠都流出来了。

　　经过一个月的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地翻译，S老师那长达十万字的著作已经顺利完成了三分之一。

　　但是我忽然意识到，这件事情有很多疑点，比如报酬。

　　不过在这个互联网咨询发达的时代，任何疑惑只需要国外谷歌国内百度而已。
　　经过详细的谷歌和百度之后，我很不幸地发现，我们的翻译价格原来只有别人的十分之一。
　　本能地，我奔到S的办公室，准备和他商讨报酬的问题。但是S却似乎没有和我商讨的意思。甚至连原先商量好的报酬也不打算支付。

　　我忽然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丑恶本质，又觉得自己实在是蠢到极致，再回头想到和自己天天熬夜赶工的花花，以及没断奶的抠奶。只是觉得心里坠得不行，于是破罐破摔，一屁股坐在S门口，披头散发地大哭起来，特具有追讨工资的农民工的派头。

　　其实，人穷志短。我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高尚的，高贵的，上层阶级人员的存在。但是很可惜，我是个普通人，即使我的学历并不低，但是在穷困的面前，我和一般的泼皮无赖也没有什么分别。

　　不过幸好我的眼泪是有价值的，虽然我没有哭出来一个王子，但是起码哭过来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

　　这个老头是该学校哲学系的一个老教授。
　　老头递给我一块巧克力，开导了我半天。我支支吾吾地，用自己支离破碎的英语外加丰富的肢体语言，让老头清楚地了解了我们的情况。

　　“我只是想挣点钱。。。” 我满腔幽怨地哭诉。

　　现在想想实在是我人生中的污点。

　　老头拍拍我的肩膀告诉我，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想剥削其他的人，主要的问题是你自己给不给别人剥削你的权利。他还告诉我说，我现在的年纪太年轻，以至于没有足够强大到应付这样的事情，虽然他老了，不过他可以。

　　哲学老教授果然是哲学老教授，尽管他长难句绕了半天，我半点没明白，不过好歹我知道了一点，那就是有人肯帮我出头了。

　　在这个老教授的帮助下，我和花花详细地查询了该国学生打工条例，以及相关付费规定。甚至学校教师管理条例，以及国内的劳动保护条例。

　　之后我们联名给该学校的相关管理部门发了一封邮件，并且附加了我们亲笔签名的举报信。信中的内容很简单，大致是我们给你学校的老师白干了这么多活，如果你不管我们就要告他。根据劳动保护条例，学生打工的钱的计算系统，我们要拿很多很多的钱，但是我们这里放他一马，就收原先商定好的钱就可以了。

　　不知道是学校管理部门明白事理，还是他们不愿意多惹麻烦，总之他们是警告了那个S先生，并且通过这个哲学老教授把钱付给了我们。

　　我们拿着到手的三千三百块钱，实在是欣喜若狂，俨然达到了手舞足蹈的地步。

　　其实人最害怕的，就是真蠢装聪明。

　　而我们，就是一直误以为自己聪明的蠢人。

　　不过还好，我们的抠奶又有奶可以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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