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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见到繁花,住进梦里
那我们就把人生的这场暴风雪,起点放在归心的童年吧。
如果说,归心三十四岁以后的人生,是在一片落雪中醒来,那么她的童年,就困在落雪前那场未曾停歇的风里。
她出生在1971年的寒冬,那个冬天冷得格外彻骨。父亲经常挂在嘴边,当时医生打趣,说她是被冻得发紫了,才终于哭出声来的。
那天夜里,母亲方兰瑄正值夜班。她在自己工作的医院里把孩子生下,还未来得及看一眼,婴儿就被抱了出去。
医生抱着那个小小的人儿走出产房,朝走廊里那个穿着旧军大衣、冻得直跺脚的男人怀里一塞:“你家姑娘。”
从那以后,这个“你家姑娘”,就像柜子里的那条旧棉被——天冷了才想起,披一披;春风一来,便被搁进角落,再不见人问津。
小时候,归心很少哭。不是不会,也不是不想,而是哭没有用。
她记得有一年冬天,饭菜的热气刚起,父亲埋头扒饭,喉头猛地一抽,忍不住打了个嗝。
那是父亲的老毛病,只要吃得急,就会这样打嗝。而在归心心里,这个声音就是天要塌下来的信号。母亲抬眸看他,眼神无声地落在他碗边,像针一样细,却冷得能扎进人心里。下一秒,那只碗便砸在地上,碗筷碎裂,瓷片像雪片一样飞起来。
她吓得僵在原地,眼泪都没能落下,一口饭哽在喉咙里,咽不下,也吐不出。
那时她才七岁。
父亲所在的机修厂开始倒班。回家越来越晚,有时候满身柴油味,有时候醉醺醺。那晚他摔进院子里,抱着墙角哼起了□□时的“革命样板戏”。
母亲从屋里冲出去,披着头发、踩着拖鞋,脸冷得像医院急诊室的白炽灯。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归心躲在门后,看见母亲抬起的那只手,指骨都绷得发白——可她终究没打下去。
只是狠狠地关上了门,“砰”的一声,震得整片家属院都听见了。
那晚,父亲睡在炕沿,头顶的红灯泡亮了一夜,归心躲在母亲怀里,睁着眼直到天亮。
她从那一晚明白了一个道理:家,是个需要小心绕路走的地方。
归心渐渐学会了察言观色。她不吵不闹,默默把作业写完,把饭吃干净,偶尔去街角的书摊上站着看半本旧连环画,回家后照样帮母亲刷碗、给父亲拧毛巾。
她像一个隐形人那样长大,在这个小小的家中寻找自己的角落,不打扰,也不被打扰。她的沉默不是胆怯,是一种本能的自我防御。
归心最早的记忆,是厨房里蒸汽腾腾的时候。母亲方兰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淡蓝色医生袍,手里提着铝饭盒,一边解围裙一边说:“饭热着呢。你爸还没回来?那就别等了,你们先吃。”
她总是这样说,说得像一句规定用语。脸上没笑,语气也不冷不热。母亲不是不讲理的人。她只是太讲理——讲理到几乎没有了“情”。她从来不骂人,但也从来不夸孩子。
那天,归心刚拿回学校发的奖状,班级第一。她小心翼翼地从书包里拿出来,攥着它等母亲换完衣服。母亲走进屋,她就举起来递过去,方兰瑄扫了一眼:“第一名,不错。”
然后就转身进了厨房,把奖状随手放在柜子的夹格里。那是家里所有“重要东西”的去处——电费单、水单、病例、医院排班表……夹得鼓鼓囊囊。归心知道,那张纸八成会被压在最下面,再也不会被拿出来。
她没说什么,转身去洗碗。她的沉默不是委屈,而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不去期待,就不会失望。
后来很多年,她都记不起那张奖状去了哪儿。但她始终记得,那天晚上的饭是白菜炖粉条,母亲吃得很慢,眼里有疲惫但是依然没有笑容。
她知道妈妈不是不爱她,只是爱的方式太硬,像冬天冰柱落地,砸一下地砖都不响,但心里会疼。
母亲做事一板一眼、严谨克制,身上永远带着一点消毒水的味道。
她的手指白净,动作迅速,归心小时候发烧,总是被母亲一把摁住喂药、插体温计、灌退烧水,干净利落,从不多哄一句。
也正是这样一个女人,常常在厨房边洗菜边抹眼泪。归心不明白她在哭什么,只知道一旦她哭,家里的空气就会变得冷,父亲就会摔门而出,剩下母亲一个人坐在灶前,一锅菜煮糊了,连锅带汤都像是在哭。
婚姻中,母亲的期望高而严苛,她希望丈夫能“进步”、改变。父亲则以自己的劳动和付出默默支撑着这个家,却难以赢得妻子的理解和尊重。
而父亲回到家中,却时常感到自卑和无力。两人之间的矛盾并非仅仅是情感的冲突,更多的是社会阶层带来的压迫感和无言的怨怼。他们身份和阶级的差距,像一条无形的沟壑,隔开了夫妻两人的世界。彼此拉扯,从而掀起了无数争吵与冷战。
她有一个哥哥,归尘。
归尘比她大七岁,1964年出生。
她记事起,归尘就像一个穿着补丁衣服的小大人。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倒煤灰、烧水,帮母亲擦皮鞋,还要帮她绑羊角辫。
他们兄妹俩,有过无数次争吵,也有无数次和解。
那年盛夏,归心八岁,哥哥归尘十五。
午后热得像蒸笼,街口的小卖部把两毛钱一支的“老冰棍”插在铝桶里。她从母亲白大褂口袋里偷了一枚硬币,悄悄买了一支。刚咬一口,还没来得及感受透心凉,就被哥哥一把夺了过去。
“你作业还没写完,吃什么冰棍!”归尘板着脸。
“我刚吃一口!你抢我干嘛!”归心死命夺着那根冰棍,冰渣滴在胳膊上,一路凉到心里。
兄妹两个当街拉扯,最后归尘一脚踹在她腿上,她整个人跌倒在地,膝盖在碎石上蹭开血口。
归心一边哭,一边打滚,一边喊:“我不活啦——你踹死我得了——”
她喊得凄厉,像哪家送葬的哭丧调,街坊邻居都出来看热闹。归尘气得脸发青,扔下冰棍,头也不回地跑了。
那天晚上,归心偷偷离家,躲进了后山菜地边的小石屋——那里是她和哥哥以前玩捉迷藏的“秘密基地”。
她想着让哥哥急一急,也想让大人都知道:她也会有情绪。
可不知那一夜风怎会那么大,老屋的瓦片呼啦啦作响,冻得她直打哆嗦。
她终于明白,气话喊出时是热的,可孤独来临的时候,比冰棍还冷。
苦苦熬到第二天清早,母亲急疯了,父亲骑着三轮到处找。最后是归尘找到了她。
他穿着昨天那件沾了泥巴的短袖,额头上全是汗,嗓子也哑了。
“你……你傻不傻!”他拎起她胳膊,眼圈都红了。
归心冷哼一声,想甩开:“你不是不要我了么?”
归尘一把抱住她,声音发抖:“我……找了一夜……你要真不见了,妈肯定说是我害的。”
他一边说一边干咳,原来归尘发着高烧,脸烧得通红。当天他就住进了医院,输了两天液。
那是归心第一次见他病得那么重。
她在他床边偷偷哭,手里攥着两根冰棍,都是从小卖部赊的账。
她轻轻地说:“哥哥,你可别死啊,这两根都给你吃。”
归尘没睁眼,嘴角却动了动,像是笑了。
从那以后,归尘就成了归心心里,真正可以依靠的“哥哥”。
他不再抢她的零食,也学会给她藏试卷的答案。家里再冷,他也会从炕的那头伸出脚来,把她脚背盖上。
归心十岁那年。
归尘放学回来,一进门把书包往椅子上一丢,从柜子里翻出录音机,像捧宝贝一样递给归心。
“知道你喜欢听歌,但是别听太久,磁带容易卡。”
“我就听一遍。”归心眼睛亮亮的,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摁下播放键。
客厅角落的小凳子上,她坐得笔直,录音机里响起了理查德·克莱德曼《梦中的婚礼》。她轻轻地跟着哼起来,声音不大,也没跑调,旋律清晰,像有什么东西直接嵌进了她身体里。
厨房里,方兰瑄正做饭,锅铲之间碰撞出细小的响声。她动作慢了下来,侧过头,指尖还挂着水珠,耳朵已经贴向了那道旋律。
她没有说话,只是站在原地,任那首曲子一圈一圈地流淌过去。归心的声音有些稚嫩,却莫名让人动容。
“妈。”归尘走进厨房,低声说,“她哼哼的全对,还不错是吧?”
方兰瑄没有回应,只是把最后一道菜盛在盘子里,背对着他们站了一会儿。
“饭快好了。”她说。但她的语气,比平时软了一些。
她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小女孩,头发扎得歪歪扭扭,眼睛却亮得不像这个家出来的孩子。那一刻,身为医生的她突然觉得,女儿不该和她一样,在现实和克制里过一生。
她开始偷偷攒钱,不再给自己买新衣,不再进食堂买熟菜,甚至连去医院上班都开始步行——她想给归心买一架琴,一架真正的钢琴,不是街口音像店贴膜的玩具键盘。
想法传到丈夫耳朵里那晚,家里炸开了锅。
厨房里雾气腾腾,窗玻璃上结了一层白霜。
门吱呀一声响了,父亲踉跄着进屋,带着一身酒气。大衣敞着,脖子上还挂着厂里发的红围巾,皱巴巴的。
“你又喝了?”母亲眉头一拧。
“我没醉。”他嘴硬地说着,脚步却虚浮。
“你是不是要买钢琴?咱家祖宗八代都不识这个!”归父嗓音震天响,一双满是铁锈老茧的手狠狠拍在饭桌上,“她要有出息,背语文书一样能出息!咱工人家庭哪来那命?”
方兰瑄没吭声,眼神像落在墙上剥落的白灰,静静地。等丈夫发完火,孩子也吓得站在角落一动不动,她才淡淡说了一句:
“她听一遍就能记住,她有这个天分。你舍不得这个钱,我舍得。”
归父愣住了。
从前他们的争执不过是盐加多了还是油要省着用;这一次,却是整个世界观的撕裂。
钢琴还是买了,一架二手立式,黑色的,放在房间一角。和家里的大炕连在一起,是那么的格格不入眼。归父气得一个月不说话,把电视调到最大声,可那琴声总能穿透喧闹,像一根细针,扎进他心里。
从那以后,家里的空气就常常结着一层冰——不是谁做了错事,而是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的“未来观”永远不在一个方向上。
归心记得那些夜晚,母亲一边给她擦手涂药膏,一边对她说:“你要靠你自己走出去,不能一辈子困在家里的声音里。”
那时她不懂。母亲又去值夜班了,父亲一个人喝了酒。
归心趴在床上复习默写,听见厨房里传来瓷片碎裂的声音,她不敢动。归尘拉了她一把,“你快写,写完就睡吧,我去看看。”
她没敢睡,听见门开了,又听见是归尘拿了小板凳,搬到她的门口坐下。
风很大,老槐树的影子打在窗玻璃上,一晃一晃。她把被子裹紧了些。
那一夜归尘就坐在门口,一直没动。第二天早上,他进屋时,眼睛红红的,嗓子也哑了。
“哥,你昨晚坐了一夜吗?”她问。
归尘揉揉她的头发,声音哑得像铁锈:“我怕他因为钢琴的事又砸东西,吓着你。”
顿了顿,他看着她,说:“哥长大了,以后你啥也别怕。我和你的钢琴都在,你不是一个人。”
那一刻她还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只是很多年后她才明白。钢琴是母亲攒下的一种孤勇,而父亲护着的,是一个被世界承认的体面。他们谁也不是错的,是他们永远无法在同一架琴上弹同一个调。
1982年夏,屋里的空气像蒸笼一样闷。吃完晚饭,方兰瑄坐在桌边翻着报纸,高考后的归尘彻彻底底放飞自我了。而归心缩在沙发角落,捧着一本书,没翻一页。
外头传来咯吱一声铁门响,紧接着是脚步声,沉重而急躁。父亲从外面回来,一身灰尘,站在门口脱下沾油的工作服,朝屋里喊:“归尘!我听说你差了半分,没考上。”
话音刚落,屋里的空气凝结。归尘从卧室探出头,脸色白了:“谁说的?”
“我听你们学校老师聊天时候,说有个孩子挺可惜,就差0.5分。”父亲把脏背心扔到椅子上,一边搓手一边说,嘴角挂着一丝不合时宜的冷笑,“这回知道学习靠不住了吧?还得找点实在的活儿干!”
归心偷偷看了一眼归尘,他已经呆若木鸡。
“你闭嘴吧!”方兰瑄猛地起身,指着父亲的鼻子,“你是又喝多了说酒话吗?老师能查什么分?分数是统一出的,谁也不会提前知道!你就爱听些没影儿的话,回来就打击人!”
父亲愣了一下,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你的意思是我听错了?”
“你闭嘴!”方兰瑄几乎是吼了出来,“人家父母都盼孩子好,可你,能不能把事情弄明白了再告诉孩子!”
父亲的嘴动了动,终究没再说话。他坐在椅子上,抽出烟点着,手微微发抖。
归尘走到父亲面前:“爸,如果差半分那个人真是我,我就去你厂里上班,咱家多个人工作收入也能多,不也是一件好事。”
父亲吸了一口烟,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似乎要说什么,却又没说出口。他摆了摆手:“我希望你能考上。”
屋里烟雾缭绕,像凝成了一种说不清的情绪。父亲的眼神从窗外收回来,盯着方兰瑄:“我那是怕他摔得狠,先垫一层,缓一缓。”
方兰瑄沉默了很久,冷冷地说:“你这样的爱,不值钱。”
通知书送到那天,归尘坐在窗前,阳光落在肩膀上,像一层隐隐的光。母亲难得笑了,把那张纸反复看了三遍,像怕一眨眼,那红印就会褪去。
父亲站在阳台上,不说话,从裤兜里摸出一包烟。火柴划过的声音“唰”地一响,他点上一根,猛吸了一口,仿佛要把喜悦和焦虑一并吸进肺里。他靠在门上,烟抽得很凶,手指夹烟的骨节微微发抖。他什么都没说,只是低声咕哝了一句:“考上了,好。”
嘴角却压着笑,硬是没让笑意往脸上爬。归心悄悄从门后探出头,看见父亲站在烟雾里,像个疲惫的影子,又像个守着火的哨兵。
她那时不明白,后来才懂得,那些浓烈的烟雾,是父亲唯一能撑开的喜悦。
她在风里长大,早就习惯了靠自己走路。可支撑她的,从来都不是意志,而是哥哥给过她的那些小小的火种——不顾一切地找她回来、守她一夜、替她遮风的温暖。
归心站在卧室的书桌前,看着哥哥写下两个大字:归心。他说:“这个世界很大。”归尘递给她笔,“说不定哪天你也能去看看。”
他去大学那天,清晨还没退去的雾气飘在空气中。归心站在楼梯口,紧紧拉住他书包的背带,不肯松手。
“傻瓜。”归尘笑了笑,眼睛弯成月牙,“好好读书,哥在外地会给你写信。”后来那些信,她一封封藏着。有的信纸已经泛黄,每到最潮湿的夏天,她就翻出来读,每一行都像哥哥隔着时空在轻轻告诉她:“别怕。”
那天父亲不说话,只抽烟,一根接一根。而母亲哭得不像平常那样忍着,而是蹲在厨房门口抱着一只洗净的铁锅大哭了一场,边哭边说:“以后家里就剩我和你爸了。”
归心站在一边,背挺得笔直,她在心里默默说了一句话:“以后家里还有我。”
那一年之后,她开始悄悄学会煮饭、熬粥、叠被子,学着用各种办法维系这个随时可能破碎的家庭——她像是个年纪太小的修补工,而家,就是那艘到处漏风的船。风灌进来,水漫进来,她却始终不敢松手。
从小生活在情绪不对等的夫妻关系之间,归心从未真正见过“亲密”的模样。她以为婚姻就是一种博弈,是一座不敢指望温柔、不敢奢望被理解的共生牢笼。
父母的争吵如同雷鸣般震撼她幼小的心灵,母亲的泪水,父亲的怒吼,深深刻画在她的记忆里。她学会了沉默,也学会了隐忍。长到14岁的归心已懂得隐藏自己的脆弱,用琴声做成坚硬的外壳,来掩盖内心的孤寂和渴望。她还没长大,却已经懂了:“爱”这件事,得靠自己拽着、扛着、补着,才能留得住一点形状。
青春的懵懂和早熟的决绝,在她的眼神中交织成一道无声的火焰,燃烧着她对未来的渴望,也预示着她必将经历的风雨飘摇。她想逃出去。逃离这座没有围墙却冷得刺骨的牢笼,去找属于自己的光。
她终于明白:
这就是她的起点。
普通,却不平凡;
柔软,却有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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