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g

　　陈洄离开后，工作室仿佛又沉入了一种更深邃的寂静。但那面泼墨般的黑墙立在那里，像一个沉默而强大的见证者，使得这片寂静不再虚无，反而充满了某种未完成的张力。
　　我并没有立刻开始新的创作。宣泄之后，是一种精疲力尽的虚脱，以及一种对那面墙本身近乎敬畏的观察。
　　我每天会花很长的时间，只是坐在它对面，看着那些混乱的笔触在不同时间的光线下如何变化。
　　晨光熹微时，它显得冷峻而神秘；正午阳光猛烈时，那些厚重的黑色仿佛要吞噬一切光线；到了黄昏，夕阳的余晖会给它镀上一层悲壮的暖色，那一点灰紫则会变得异常柔和，像一声叹息。
　　我开始能在那片混沌中分辨出不同的层次和情绪——有愤怒的劈砍，有无助的涂抹，也有近乎绝望的刮擦。它不再仅仅是一面被颜料覆盖的墙，而成了我内心地貌的直观映射。
　　几天后，我开始着手清理工作室的其他地方。那些沾染了颜料的旧衣服，我没有扔掉，而是仔细地清洗（尽管大部分黑色已经无法彻底洗净），然后叠好，收进一个箱子。
　　地板上的污渍，我用刮刀小心地清理，但一些不可避免的痕迹被我保留了下来，如同战争留下的伤疤，自有其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到了那本几乎被遗忘的、周禹留下的冰岛摄影集。再次翻开，感受已然不同。我依然能感受到他透过镜头凝视那些荒原时的孤独，但此刻，我更清晰地捕捉到了那孤独之下，一种试图与我所处的世界沟通的、笨拙的努力。
　　他写下「像宸之调不出的那种灰」时，心里想的，或许不仅仅是颜色本身。
　　一个微雨的下午，我撑着伞，去了附近的艺术用品商店。我没有买新的画布，而是买了一大叠最便宜、质地粗糙的厚纸，还有几支最普通的黑色墨水笔。
　　回到工作室，我在地板上铺开纸。没有构思，没有草图。我只是盘腿坐下，拿起笔，任由手腕带动，在纸上留下痕迹。
　　有时是疯狂的、重复的线条，纠缠如乱麻；有时是大片的、压抑的涂黑；有时，会无意识地勾勒出一些模糊的形体——一个背影，一只眼睛，一片冰冷的沙滩。
　　我不是在画画，我是在书写。用另一种方式，续写那本他未能写完的日记。
　　这些纸很快堆起了厚厚一摞。有些画完就被我揉成一团扔开，有些则被保留下来，散落在地板四周。它们是我情绪的即时显影，而未经修饰。我不再去评判好坏，只是忠实地记录。
　　---
　　基金会的工作仍在继续。林助理偶尔会来电沟通一些决策，他的语气依旧专业克制，但似乎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尊重。或许是因为我近期对几位极端前卫、几乎毫无市场前景的装置艺术家的坚决支持，让他意识到，这位“委托人”并非全然感性用事，而是在践行某种近乎偏执的美学坚持。
　　我甚至开始通过网络，匿名与其中一两位艺术家进行简短的交流。不谈理论，不论技巧，只聊他们创作时的状态，聊那些灵感降临又抛弃他们的瞬间，聊坚持背后的恐惧与渴望。这种脱离现实身份、直抵核心的对话，让我感到一种陌生的舒畅。
　　其中一位做声音装置的年轻人，在邮件里写道：“……感觉像是在黑暗里挖隧道，不知道方向对不对，也不知道能不能挖通，但停下的话，就会被彻底埋在里面。”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回复他：“那就继续挖。哪怕只是为了听到铲子碰到石头的那个声音。”
　　回复完，我抬起头，看向那面黑墙。忽然觉得，我们都在挖着各自的隧道，或许永不相通，但知道有人在另一条隧道里同样执着地挖掘着，本身就能带来一种奇特的慰藉。
　　---
　　我又去了一次我和周禹常去的那家小画廊。这次没有看展，只是坐在画廊附设的咖啡厅角落里，点了一杯他常喝的美式。
　　窗外行人匆匆。我拿出速写本，开始画那些转瞬即逝的身影——抱着公文包奔跑的男人，低头看手机的女孩，互相搀扶的老人……笔触很快，只捕捉动态和轮廓，不追求细节。
　　画着画着，我的笔尖忽然顿住了。
　　一个穿着深色风衣、身形高挑瘦削的背影闪过窗外，步伐很快，消失在街角。
　　那一瞬间，我的呼吸几乎停止。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
　　太像了。
　　几秒钟后，理智回笼。我知道那不是他。只是一个相似的背影。但这种突如其来的、尖锐的错觉，像一把淬毒的匕首，提醒着我永恒性。
　　我低下头，看着速写本上那个未完成的、奔跑的身影，笔尖颤抖着，在那背影周围涂上浓重的阴影。直到纸张几乎被戳破。
　　咖啡凉了。我一口没喝。
　　离开时，我将那页速写撕下，揉成一团，扔进了门口的垃圾桶。但走了几步，又折返回来，将它捡出，抚平，对折，放进了口袋。
　　有些伤口，永远不会真正愈合。它会结痂，会变得不那么疼痛，但会在某个毫无防备的时刻，再次裂开，让你记起它最初的模样。
　　---
　　回到工作室，我将那张皱巴巴的速写贴在了黑墙旁边的一小块空白处。那个模糊的、被阴影吞噬的背影，与墙上狂暴的黑色和那一点灰紫形成了某种诡异的对话。
　　我再次拿起墨水笔和厚纸。但这一次，我没有放任情绪流淌。
　　我开始临摹。
　　不是临摹大师名作，而是临摹那面黑墙。我选择墙上一个很小的局部，可能是几道交织的刮痕，也可能是一团浓淡不均的墨色，然后极其专注地、近乎机械地，试图在纸上复制它。
　　这个过程极其枯燥，需要极大的耐心。我必须仔细观察原迹的每一丝变化，笔触的走向，力量的轻重，墨色的层次。我的全部精神都聚焦在这微小的复制上，忘记了一切，忘记了悲伤，忘记了时间。
　　当我终于将那一小片黑色“搬”到纸上时，我发现自己手臂酸麻，额头渗出细汗，但内心却一片奇异的宁静。
　　我意识到，这种临摹，并非简单的复制。它是一种解码，一种试图理解自己当时情绪的冷静尝试。也是一种驯服，将那些曾经失控的、破坏性的力量，纳入一种可控的、精细的秩序之中。
　　我开始了这项庞大的“工程”。每天选择黑墙的一小块区域进行临摹。我不追求速度，只追求极致的还原。这个过程，像一场漫长的默哀，也像一种艰苦的修行。
　　那些被临摹下来的黑色碎片，逐渐贴满了黑墙周围的空白墙面。它们像是从那片主墙上剥落下来的样本，又像是对主墙的另一种形式的注释和解构。
　　工作室的一面墙是狂热的原始情绪，另一面则是冷静的后期分析。我站在中间，仿佛站在时间的裂缝里，同时面对着过去和现在两个自己。
　　---
　　秋意渐深。窗外的银杏叶终于彻底变得金黄，然后在一场冷雨中扑簌簌地落尽，只剩下黝黑潮湿的枝桠，指向灰白色的天空。
　　一个周末的早晨，我接到了陈洄从苏黎世发来的视频通话。背景是她的书房，整齐得一丝不苟。
　　“墙，怎么样了？”她开门见山，没有寒暄。
　　我移动镜头，将那面黑墙和周围贴满的临摹稿展示给她看。
　　视频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我听到她极轻地吸了一口气。 “看来，”她说，语气里带着一种科学家发现新物种般的冷静惊叹，“你找到了与之共存的方式。”
　　“还在找。”我如实回答。
　　“很好。”她点点头，“保持这个状态。比上次见到你时好。”
　　我们又简短地聊了几句基金会的进展和她那边的项目，她便干脆地结束了通话。效率至上，一如往常。但我知道，这已是她表达关心的极致。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光秃的树枝，心里异常平静。
　　周禹不在了。这个事实像窗外的冬天一样，冰冷而确凿。
　　但他留下的爱，以及因这爱而生的巨大痛苦，并没有将我摧毁。它们变成了那面黑墙，变成了那些临摹稿，变成了基金会里那些陌生年轻人的一点点支持，变成了我与陈洄之间奇特而牢固的连接，变成了我笔下不断重复又不断变化的线条。
　　它们变成了我的一部分。沉重，但并非无法承受。
　　我走到画架前。那上面依旧空着。
　　但我知道，它不会空太久了。
　　我拿起炭笔，在那张空白的画纸上，轻轻地，画下了第一道线。
　　很轻，却很坚定。
　　像一个开始。
　　也像一个承诺。

该作者现在暂无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