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g

　　时间像是被无形的手猛地推了一把，晃眼间，大学的第一个寒假就餍足地结束了。
　　我和周禹再次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站台上，我妈拉着周禹的手絮絮叨叨，恨不得把整个家的温暖都塞进他的行李箱里。
　　“小禹啊，北京干，得多喝水，多吃水果，你看你下巴又尖了……” “阿姨，我知道，您放心。”周禹笑着，耐心地应着，微微低下头听着。脖颈上那枚我送的银杏叶项链在站台的灯光下闪着微光，像一个小小的、温暖的承诺。
　　我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心里又暖又涩。暖的是我妈早就把他当成了家里的一份子，涩的是，回到北京，我们又要开始那场跨越半座城市的“异地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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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北京，一切似乎又回到了之前的轨道，却又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大一下学期的课业压力肉眼可见地增加了。我的专业课不再是基础练习，开始涉及更深入的创作理念和复杂的技法。画室成了我耗时间最多的地方，常常一待就是一整天，满身松节油和颜料的味道洗都洗不掉。教授的要求越来越高，同辈的压力也很大，每个人都在拼命挖掘自己的风格，那种创作的痛苦和快乐交织在一起，让我沉迷，也让我疲惫。
　　周禹那边更是变本加厉。金融系的课程难度指数级上升，他开始频繁地提及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名词——计量经济学、投资组合理论、公司金融。他的书包越来越沉，里面塞满了砖头一样的原版教材和厚厚的案例分析。
　　我们依然保持着每天一通电话，每两周见一次的约定。但通话的内容，在不知不觉中变了味道。
　　以前，我会兴奋地跟他讲我今天调出了一种多么奇妙的灰色，或者教授又说了什么启发我的话。他会笑着听，即使不懂，也会问“然后呢？”。
　　现在，我兴高采烈地说起我的一幅新构思，电话那头却常常是长时间的沉默，或者一声压抑不住的哈欠。
　　“……嗯，听起来很棒。”他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疲惫，甚至是心不在焉，“抱歉，宸之，我今天盯了一天电脑屏幕，眼睛有点花，刚又跟小组吵了一架模型的数据源问题……”
　　我满腔的分享欲，像被针扎破的气球，瞬间瘪了下去。
　　“没事，你累了就早点休息。”我努力让声音听起来正常。
　　“嗯，好。你也是，别画太晚。”他匆匆说完，便挂了电话。
　　听着手机里的忙音，我看着画架上只完成了一半的画，突然觉得那些颜色都黯淡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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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面也变得有些艰难。不是时间对不上，就是状态不对。
　　说好了一起去看一个我很期待的展览，我提前一周就买好了票。结果见面那天，他眼下有着浓重的青黑，走路都像是在飘。
　　“昨晚赶一个案例分析，几乎没睡。”他揉着太阳穴，满脸歉意。
　　整个看展过程，他都显得有些心神不宁，时不时拿出手机看一眼，回复几条消息。我试图给他讲解一幅画背后的故事，他却下意识地接了一句：“这个作品的估值流程应该很复杂吧？”
　　我一下子哽住了，所有的话都堵在喉咙里。那一刻，我感觉我们之间隔着一层厚厚的、透明的墙。我看得见他，他也看得见我，但我们却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频率里。
　　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失言了，连忙道歉：“对不起，宸之，我……我最近脑子里全是这些东西，条件反射了。”
　　我摇摇头，说没关系。但那份兴致勃勃的期待，早已消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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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发生在一个周五晚上。
　　我们好不容易协调出时间，计划周六去郊区的古镇逛逛，放松一下。我连攻略都详细做好了。
　　晚上快十一点，我正收拾明天要带的东西，他的电话来了。我的心下意识地一沉，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
　　“宸之……”他的声音充满了沙哑的疲惫和浓重的愧疚，“对不起，明天……我去不了了。”
　　我握着手机，没说话，心脏一点点往下沉。
　　“我们团队那个商赛，进了全国决赛，周日早上要最终答辩。导师临时通知今晚和明早加练，对手太强了，我们……”他的解释苍白而熟悉。
　　我听着，那股压抑了很久的委屈、失望、还有不被重视的愤怒，猛地冲了上来。
　　“周禹，”我打断他，声音冷得我自己都觉得陌生，“在你的计划表里，我到底排在哪个优先级？是不是任何‘正事’都可以随时插队，而我们约定好的事情，永远可以被无限期推迟甚至取消？”
　　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只有他粗重的呼吸声。
　　“张宸之！”他的声音也猛地拔高，带着被刺痛后的尖锐，“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么任性？我不是去玩！我这么拼死拼活是为了什么？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可以只顾着风花雪月，活得那么理想主义吗？我没有退路！我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
　　“任性？理想主义？”我气得浑身发抖，“是，我理想主义！我风花雪月！那你去找一个不任性、不理想主义、能跟你一起分析数据看报表的人啊！”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死寂的沉默。然后，传来被挂断的忙音。
　　那晚，我一夜没睡。他看着手机，期待又害怕它再次响起。但它始终沉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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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下午，我接到了周禹的电话。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带着浓浓的鼻音，像是哭过，又像是一夜未眠。
　　“宸之，对不起。”他开口的第一句就是道歉，“我不该那么说你。你的梦想从来都不是风花雪月，我知道你有多努力，我比谁都清楚……我只是……我太累了，压力太大了，口不择言……”
　　听着他脆弱的声音，我的怒气瞬间消散，只剩下满满的心疼。
　　“该道歉的是我，”我低声说，“我不该说那么过分的话。周禹，我……我只是很想你，我受不了总是被排除在你的世界之外的感觉。”
　　那个下午，我们打了一个很长很长的电话。我们不再争吵，而是第一次真正坦诚地、毫无保留地诉说了自己的压力、恐惧和委屈。我告诉他，我看着他在另一个领域飞速奔跑，而我却好像还在原地踏步时的那种不安。他告诉我，他拼命想抓住一切，是因为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无依无靠的恐慌，他太需要证明自己，太需要一份确凿的、能握在手里的安全感。
　　那次激烈的争吵和深夜的和解，像一次淬火。虽然过程痛苦，却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坚韧和成熟。我们依然一个在画室挥洒颜料，一个在图书馆鏖战模型，依然隔着大半个北京城。但经过那一次，我们更加确信，彼此是那个愿意且能够一起穿越风浪、共同成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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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的最后两年，就在这种时而甜蜜、时而磕绊，但总体向前的状态中飞快流逝。
　　毕业季终于还是来了。
　　我的毕业创作是一组名为《路径》的油画，探讨不同轨迹的交汇与并行。布展那天，周禹特意推掉了一个重要的面试终轮，跑来帮我。他脱掉昂贵的西装外套，只穿着白衬衫，和我一起搬画、调整灯光、贴标签，忙得满头大汗，毫无金融精英的架子。
　　看着他在展厅里忙碌的背影，我心里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感动。
　　毕业典礼那天，阳光灿烂得如同我们初遇的那个九月。我穿着学士服，在喧闹的人群中寻找他。他穿着合体的定制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捧着一大束我最喜欢的白色洋桔梗，站在不远处对我微笑。那一刻，他周身已经隐隐散发出一种不同于学生时代的、沉稳而锐利的气场。
　　他走过来，将花递给我，然后轻轻拥抱了我一下，在我耳边低声说：“恭喜毕业，大画家。”
　　“同喜，未来的金融巨子。”我笑着回敬。
　　拍照，扔帽子，和同学告别……空气里弥漫着离愁别绪和对未来的憧憬。我看着身边意气风发的周禹，知道我们的校园恋爱时光，彻底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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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禹以极其优异的成绩和丰富的实习经验，毫无悬念地进入了一家顶尖投行。起薪高得令人咋舌，但付出的代价是近乎疯狂的工作强度。
　　他很快在北京租了一套高级公寓，离公司很近。我则和另一个画家合租了一个僻静的工作室，既能住人，也能画画。
　　他正式成为了所谓的“商界新贵”。
　　我们的生活节奏彻底变成了两个极端。
　　他昼夜颠倒，全球飞人，电话会议从清晨开到深夜。他的话题变成了M&A、IPO、估值模型、资本市场动向。他的衣柜里挂满了昂贵的西装、衬衫，每一件都熨烫得笔挺。他手腕上戴起了低调却价值不菲的机械表。
　　而我，大部分时间窝在工作室里，穿着沾满颜料的旧衣服，对着画布发呆或疯狂涂抹。我的世界依然是颜料、画布、展览和那些微薄的、不确定的收入。我的成功标准是一幅满意的作品，一次认可的展览，而不是冰冷的数字和职位头衔。
　　他开始带我去一些他所谓的“必要”社交场合。灯红酒绿的酒会，衣香鬓影，人们端着香槟，优雅地交谈着，交换着名片和资源。我穿着他给我买的、让我浑身不自在的正装，努力挤出得体的微笑，听着那些我完全不感兴趣的商业互吹和行业黑话。
　　周禹游刃有余地穿梭其中，侃侃而谈，光芒四射。我则像个误入的局外人，只能安静地待在角落，或者假装去拿点心，以掩饰自己的格格不入。
　　有时，他会向我介绍：“这位是张宸之，艺术家。”对方通常会礼貌地点头，然后很快把注意力转回周禹身上，继续刚才被打断的商业话题。
　　我能感觉到，我们都在很努力地想要融入对方的世界，但那种无形的隔阂，比大学时更加清晰，更加难以跨越。
　　他送我的礼物越来越昂贵，从限量版的钢笔到大师联名的画材套装。但我最怀念的，还是高中时他塞给我的那包抹茶饼干，和那条他亲手做的银杏叶项链——它依旧戴在我的脖子上，只是在高定西装的衬托下，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的稚嫩。
　　我知道他爱我，他用他的方式在对我好，在努力维系我们的关系。但我常常会在深夜，接着他从另一个时区打来的、带着疲惫的问候电话时，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和茫然。
　　那个在走廊尽头撞到我、会脸红、会慌乱的少年，那个会陪我画黑板报、在图书馆打瞌睡的周禹，似乎正被一个名叫“周总”的、越来越成功的陌生人，一点点地覆盖。
　　而我们之间，那曾经被画笔和文字连接的、璀璨的青春星河，正在北京的霓虹和全球资本市场的浪潮中，明明灭灭，仿佛风一吹，就会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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