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听说我很穷[娱乐圈]》

真的看出来一些小说和不实言论对人的影响了，关于珍贵文物国家保存和私人保存的区别，我这就手动搬过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西泠八家印存。
丁仁(号鹤庐，字辅之)是西泠印社的四位创社人之一。从丁仁的祖父丁申(号竹舟)，叔祖丁丙(号松生)开始收集了西泠四家印章，到丁仁父亲丁立诚(号修甫)继续扩大收集到六家印章，再到丁仁收集到八家印章，是丁家祖上三代人耗时百年、用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收集珍藏了西泠八家的600多方印章。
抗日战争爆发，人在上海中华书局工作的丁仁听到日军即将入杭的消息，急令次子政平连夜赶回杭州老家，从丁家老宅的藏书楼“八千卷楼”中抢救出了最珍贵的西泠八家印章五百余方。此后，“八千卷楼” 被日军焚烧而尽。丁仁悲愤之极，产生了制作印存以传世的想法。他把儿子抢救出的西泠八家印章精拓成册，用蝇头小楷共9294字记述了每方印章的详细来历、篆刻家的生平和艺术成就等等。为了便于保存和展读，“印存”采用书画册页的经折式结构，正反前后两册组成。封面是书画收藏大家葛昌楹题写的书签，扉页是著名书画家高时显的书序，最后附有丁仁本人用商卜文写的跋和译文，仅是3位名家的手稿真迹汇于一书就价值无比。1938年，作为西泠印学的最后记录，《西泠八家印存》孤本传世。【1】
为了推广西泠印学、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西泠八家印存》原稿三次在日展出。2008年春，丁如霞在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就丁家历史作了专题演讲，隆重推出了孤本“印存”。同年夏天，由中国大使馆和西泠印社做后援，在东京上野森美术馆举行了“丁鹤庐书画展”，“印存”公开亮相展览。2010年，在大阪市立美术馆举行的“日本篆刻展——丁家秘藏丁仁书画篆刻”，也特别展出过。【1】
在中日邦交40周年的2012年，日本放送协会（NHK）原准备在“中日文化交流一脉相传”的大型系列专题片中，对《西泠八家印存》的来龙去脉进行报道，可是出于意想不到的原因，印存的孤本原稿已经无迹可寻了。【1】
事出2011年8月5日，日本书道篆刻界名人、日展会员、全日本篆刻联盟副会长、西泠印社名誉会员内藤富卿为举办“鉴古印社篆刻展西泠前四家书画展”，向丁如霞提出借用《西泠八家印存》的要求。出于对日本书道界的信任和推广西泠艺术的愿望，丁如霞把八家印存和西泠八家之一的丁敬的一方两面印无偿借给了内藤。展览会期为8月15日-21日，结束后一直未还。9月5日，丁如霞在一个古董拍卖会上见到了内藤富卿，催其归还印存等借品，内藤答应9月10日去埼玉县浦和上课时顺路带给住在川口的丁如霞。10日下午3时，丁如霞如约到川口车站，等了15分钟，始终没有内藤的联系。丁如霞觉得奇怪，给内藤打了电话。没想到内藤竟然在电话里告诉丁如霞，物品丢了。【1】
据内藤富卿称，他当天把原装在黄杨木书盒内的印存和印章一起放在一个白色的纸袋里，带到浦和ROYAL PINES HOTEL的“读卖文化中心”去上课。下课后，他带着纸袋进了教室旁边的厕所，把纸袋放在便池上面的架子上。用完厕所后匆匆离去，走到车站要给丁如霞打电话时发现手上没拿纸袋，赶回酒店厕所，放着的纸袋不见踪影了。内藤随后到车站前的警察所做了失物申报，仅是填写遗失单。丁如霞赶到现场后，向警察讲述了失物的贵重，警察才和他们两人一起去现场了解，却没有结果。内藤希望丁如霞再等几天，看看失物会不会被送到酒店前台或是警察所，这在日本也是经常有的事。但是等候了三天没有内藤的一丝消息，丁如霞感到担心，打电话给内藤要求面谈，提出在所借物品归还前须要有抵押物。内藤先是拿出其他人的印刷品印谱做抵押品，丁如霞不接受，则内藤提出以赔赏200万日币了结此事。丁如霞感觉到内藤根本没有诚意解决此事，案发的近1年后，向法庭提出了起诉。【1】
怀抱着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愿望，丁如霞一直都无偿提供《西泠八家印存》用于展览，但这次蹊跷的遗失事件导致损失惨重，也使得赔偿问题浮出水面。【1】
表面上，内藤富卿本人表示承担责任，愿意为遗失物品提供替代品，但他仅支付赔偿金额200万日元(约12万元人民币)，其中“印存”150万日元、“丁敬刻两面印”50万日元。丁如霞认为内藤作为专业人士，完全了解遗失物的价值，他的对应是不诚实的，而200万日元完全不能体现《西泠八家印存》这本无价之宝的价值。据内藤所说，他把印存和丁敬刻两面印放在白色手提纸袋中去教室上课，但在教室中没有人看到过内藤拿了白色手提纸袋，所以丁如霞不相信内藤因遗忘而丢书的经过，于2012年7月委托律师向东京地方裁判所提起诉讼，东京地方裁判所也怀疑内藤有吞没物品的嫌疑。要求内藤富卿在指定时间归还孤本原稿。内藤心中有鬼，对于诉讼采取消极对应，即使接到了法院的通知书也拒不到场。2012年底，东京地裁一审判定内藤富卿应归还“印存”原稿和印章，丁如霞胜诉。于是，法院对内藤家中和其事务室都进行了强制调查，没有发现书遗失物的踪影。【1】
因为第一阶段诉讼要求原物归还无果，同时感受到内藤的不诚实言行和卑劣态度，丁如霞不得不委托律师于2013年1月二次起诉，请求赔偿。在评估了《西泠八家印存》和丁敬刻两面印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后，再加上旷日持久的精神赔赏费，原告方诉状请求3000万日元(约180万元人民币)的损害赔偿。【1】
对此，内藤富卿于2013年1月16日也向浦和警察所提出“告诉状”，竟以“受害人”的面目出现，申报2011年9月10日丢失了价值200万日元这么两件的物品，要求警方调查追寻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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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故宫文物南迁，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组织的文物保护行动。
1933年2月至5月，故宫、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19557箱文物(其中故宫1.3万余箱)从北平运抵上海。1936年底南京朝天宫库房建成后，文物被运抵首都南京。【1】1937年淞沪战役爆发，这批南迁文物加上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今南京博物院前身）等单位的文物，分三路在日军炮火下紧急西迁，开始了长达10年的万里西行，运抵四川，直至抗战后被运回南京。南迁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历代的宫廷收藏，堪称国宝，其中就包括鼎鼎大名的毛公鼎、翠玉白菜、玉石东坡肉、著名的《快雪时晴帖》和在这批货物中质量最重的十个石鼓等。在15年里，南迁文物行程上万里，穿越大半个中国，然而上百万件文物中没有一件丢失，也几乎没有毁坏，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现在人可能想不到，故宫人光打包就花了半年时间，一共打出13427箱。”记述这段文物“南迁”史的大型报告文学《承载》一书的作者——江苏省文化厅厅长章剑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每件文物的包装至少有4层：纸、棉花、稻草、木箱，有时候外面还套上个大铁箱。这一步骤保证了运输途中不论翻车、进水，损失微乎其微。”
1924年即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庄灵告诉记者：“听父亲讲，故宫人为了打好包，曾专门去琉璃厂请来大古董商号的专家传授方法；对一些易碎的瓷器，还打开入宫时没开封的景德镇瓷器，比照景德镇当时的包装学习。”
尽管有古董专家指导，但据章剑华介绍，如此精密的打包工程，主要出自故宫人自己的摸索和试验。“由于不放心，1.3万多箱文物，几乎都是由故宫里的文物专家、老职工，包括当时的领导亲自动手，每一件、每一箱都非常严密。”他说。
尤其是占到文物总箱数近1/3的瓷器、青铜器和石鼓，最怕运输颠簸。“一般一个瓷盘会被五六个叠放捆绑，先以棉花裹住外侧，再用纸包起来，最后用绳子绑紧，才能装进长1尺、宽50公分、深50公分的特制木箱里。”章剑华告诉记者，待故宫人经过反复地空中落下试验、确认无误后，才在箱子外面打上当时政府和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封条，封条上记载着封存的年月。
就这样，从挑选“南迁品”到如此耗时地包装完成，故宫人共花了近一年时间。而欧阳定武告诉记者，“南迁”途中，正是这些“繁复过度”的包装，帮助这些中华文化瑰宝度过几次“劫难”。
“1.3万多箱文物，来回两万公里路程，没意外是不可能的。比如在乐山、峨眉，就有守卫不小心枪走火、汽车在马路上翻车这样的事故。”欧阳定武介绍，但由于包装“瓷实”，有时箱子落水了，因为有油纸隔着，书画最多边角受潮；有时瓷器箱摔了，裂缝也被减到最小。
“这些损失，途中故宫都有专人一一记录下来。”欧阳定武坦承，“‘无一损毁、遗失’其实是个统计学概念，并非没有一丝一毫损坏，但完全损坏到不可修复的，只有几件。与几十万件文物相比，确实近乎于零。”
令庄灵印象最深的，是1933年前时任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曾责成他的父亲庄尚严打包石鼓。石鼓是唐代出土的珍贵文物，其上有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鼓的字刻在石皮上，但当时石皮已经与鼓身分离。“每个石鼓都有一吨多重，石头很旧，外头都风化了，一不小心就蹭到字。”庄灵回忆道，他至今还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完成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
他的困惑在故宫博物院现任院长郑欣淼的一篇论文中得到了解答。2010年，郑欣淼在《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中追叙：“故宫人经过反复商量，使用浸湿的高丽纸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轻捺，使纸张接近石身，干了后就固定在那里，即把石皮上的字紧贴于鼓身上；然后每个石鼓包上两层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辫子，缠紧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内用稻草塞严实，箱外包上铁皮条。”
庄灵记得，全家来台湾后很久，早已运回北京的石鼓才重新开封。“父亲负责打包的石鼓毫发未伤！我哥哥把信息传给父亲，在台湾的父亲顿时快乐得不得了，他对他的文物，是尽了力了。”连着海峡那一头的电话里，似有哽咽之声。
“一个扛箱工拿一个牌子，收到牌子，说明一箱文物重新入库了。文物每动一个地方都有记录，除扛箱工外都要签字画押。”
13427箱故宫文物，从北平到南京，由南京“分流”到贵州、四川，抗战胜利后重庆聚首，又重返南京，路途漫漫，战火纷飞，如何保证一箱不差？
“这首先得益于故宫一套规范的文物清点、核对制度。”欧阳定武骄傲地告诉记者。
“‘南迁’之前，故宫人对每一件运出的文物，全部重新清点、核对、编号、造册。由专家、行政人员和领导组成5～6人小组，按照青铜、瓷器、书画、玉器等门类分头进行，记录人、审核人、唱票人、监理人都要签字。从北平出来的时候，每个箱子都有编号。”章剑华表示。
随5批文物一同离开北平、走完全程“南迁”路的，还有20位故宫人。其中，包括马衡、庄尚严、那志良等近10位故宫专家，还有工人、眷属一大批。
“父亲他们不跟着不行，因为是需要在单子上签字的。”欧阳定武一字一句地说。
这批文物运到南京后，曾一度存放在上海，期间经历了一次“再核对”。一套更规范的制度，基本在那时确立了下来。
“比如一件文物，品名、年代、尺寸、颜色、花纹都要在写在文物单上，装箱的时候，装箱单就封在箱里。另一份原始单子要装订成册，印刷出好几份，除了故宫人自己留存外，还要分送给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这样几家‘对册子’，文物数量就不敢无缘无故地缩水。”欧阳定武说，“不仅在上海，以后到重庆、回南京，大家都照做不误。”
战争年月，运输途中的波折超乎想象，而故宫人是靠一套“落实到人头”的制度，完成这次奇迹式迁移。
“从1933年正式迁出北平起，沿途就很不容易。据我所知，有一次运送文物的消息在徐州走露了，有土匪准备劫火车。当地政府头一天剿匪，第二天火车通过，很悬。”欧阳定武告诉记者。
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首都南京有不保之虞，中央政府决定西迁，1万余件南迁文物也分三路追随：南路80箱由庄尚严负责，中路9369箱由欧阳道达负责，北路7286箱由那志良负责。其中除了故宫文物外，还包括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珍品。据章剑华介绍，为保证一路上“人不离物，物不离人”，文物虽有政府军队护运，但所有车辆上，均配有故宫人全程直接押送。“从总押运官到每个押运小组，必须盯在那里，不离开文物一步。”
漫漫长路并不总是那么“规整”，很多时候，需要靠原始的“扛箱”方式前进。故宫人如何应对繁琐的文物“挪窝儿”？
“按照规定，文物每动一个地方，出发时间、运输工具、转岗、转车、转船，故宫人必须有文字记录。”欧阳定武告诉记者，他的父亲欧阳道达由于是三路总负责，为此签下的字不计其数。他还告诉记者，即使对扛箱工，也有“牌子管理法”。“那时候，一个扛箱工要从出库管理员手里拿一个牌子，箱子运到了，牌子就交给入库管理员，一个牌子算一个活，摔了箱子要登记。”他说，“出库、入库管理员都由故宫人担任，运完了两边要对牌子，核对好了，签字画押后才能发车，有点差错就走不了。”
欧阳定武1940年在乐山出生，在他从南京回北京的途中，印象中没有一例工人失手摔箱子的事。
这样的制度，也保证了庄尚严护送的80箱精品书画、瓷器等，能够经湖北、湖南，辗转到贵州贵阳、安顺，再到川南巴县，无一损失。“父亲告诉我，从1937年最后一批文物离开南京，到1947年文物回到南京，两个日期竟是同一天。”庄灵这样告诉记者。
然而，宛若原初的文物，其实已走过千山万水，跨过整整10年。
“为了和白蚁、潮湿、鼠患斗争，文物需要定期晾晒，每一次晾晒都要有专家在场，有卫兵把守，有几个人签字。”
除了堪称颠沛流离的运输外，故宫人面临的另一问题同样严峻：如何让1.3万多件文物精品，不毁于“保存”期间？
这一担心事出有因。“战乱期间，能用的‘仓库’都非常天然，不是祠堂、庙宇，就是山洞。南方天气潮湿，白蚁滋生，几年下来，那些书画、绸布、青铜器，怎么受得了？”欧阳定武反问道。
为了解决这两大问题，管理“仓库”的故宫人平时要请治蚁专家，药物祛蚁；天气晴好、相对平安的时候，还要把文物定期拿出来整理、晾晒。“晾晒是个技术活儿，哪一箱需要晒，故宫的专家们很懂。”章剑华告诉记者，按照那时的故宫制度，每一次晾晒都要有专家在场，有卫兵把守，有几个人签字。“有的必须专家亲自动手，工人主要是协助。”
“为了保证文物安全，晾晒必须在众目睽睽下进行。”欧阳定武也向记者证实，“记得那时候经常租农民的场院晾文物，场院外围有部队站岗、放哨。另外，谁开箱、谁监督、谁晾晒、谁装箱、怎么入库？这个过程都有一个清单，又叫‘出组单’，小组里每个人都必须签字。”
尽管每组规模不一，但欧阳定武见过最多的是10人左右的小组。“大一点的开箱整理，当时规定还要有法院、军队、政府的代表到场，总之，必须保证有人做事，有人监察。”
数年“避难期”里，缺场院、缺人手是家常便饭，因此，不少书画至多每年“轮上”通风一次；文物停在乐山和重庆期间，由于白蚁、鼠害趋紧，故宫甚至动员家眷们一起上阵，欧阳定武的母亲也曾是其中一员。
对庄灵来说，故宫人的签字程序，并没有给年龄尚小的他留下太多记忆。但随父亲给文物“吹吹风，晒晒太阳”的经历，却成为他童年回忆中的一段幸福时光。
“我们的‘仓库’——安顺华严洞和巴县飞仙岩，几乎都四野无人，非常僻静。我和哥哥经常在露天场子里，看中国人最好的字画，晚上就跟父亲玩‘文物接龙’，你说朝代，我说画家，他说作品。后来到了台湾，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时，不时能在字画里发现我的‘旧相识’。那时候，我们曾近在咫尺。”
“那时故宫人的整个生命，都是为了文物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