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传教士书信中记载的怡亲王真人真事(转自稽古论坛)

【录入】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致尊敬的本会尼埃尔（Nyel）神父的信
（1727年10月8日于北京）
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在中国朝廷里看到—个欧洲使团是一件相当新鲜的事，葡萄牙国王刚刚派了一个理智又开明的大臣到中国朝廷来，有一些情况会使您觉得很有趣的。
葡萄牙国王陛下委任唐·亚历山大·麦德乐·苏赞·梅内兹（Dom Alexandre Metello Souzay Menezes）一个重要又艰难的使命。他和张安多（Antoine Magalhaens）神父一起到了澳门。张安多神父是几年前由康熙皇帝派到欧洲去的。张安多、麦德乐大使首先要解决来自广东官员们的刁难。广东的官员们立即派出急使去了解他本人、他的随行人员、他带来的礼物、他此行的目的。确切地调查了他的旅行目的后，他们通过礼部禀报葡萄牙使团到来了，他们同时也发现他并没列在向礼部送钱的名册。
由于张安多神父是派回欧洲又回到中国的神父，他病体一康复就回京了。他和两位葡萄牙耶稣会士数学家11月9日到达北京，他一到北京就进宫，那天是阴历十月三十，正是皇帝的大寿，我和两位传教士正在官里。
十三皇弟受雍正皇帝之命处理重要国家事务及有关我们的事务，他向张安多神父问了许多有关这个使团的问题。我给他当翻译，因为他有点忘记了以前学的中文了。张安多神父回答说：“大使没有向我们说其他的事，只说他是受国王之命向皇帝陛下来吊唁他的父亲康熙皇帝并祝贺皇帝登基的，同时请求他庇护澳门的居民们及其他在中国的臣民们。”
十三皇弟对此回答并不满足，这位亲王或者说是皇帝本人，极担心大使奉命向他为基督教会求情，亲王只是皇帝的喉舌。一方面，他决定在这方面不做任何让步，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公开拒绝一位他有意善待的人。因此他并不明说，只是不停地问大使是否还有其他令人不快的使命，或者他是否得处理—些困难的，令人不快的事务。神父回答说他一无所知，事后，十三亲王向雍正皇帝汇报了这次谈话。雍正皇帝显得较满意，下旨让神父11月24日晋见皇帝，费隐神父、李若望（Perreyra）神父和我陪同张安多神父进宫。他的礼物由十三亲王转呈，皇帝对其中一部分很喜欢，把他餐桌上的一部分菜赏赐给神父。下午两点钟，一位官员示意我们入内，但是走到内官第一道门，皇帝派人传旨，如果张安多神父会讲中文，让他独自进去，否则，让我陪他进去当翻译。我们一直走到大殿的正中门，皇帝坐在他的宝座上。张安多神父跪着用葡萄牙语说了颂扬的话，奏报了他的使命，我翻译了他的讲话，皇帝提了好几个问题，然后对我说：“告诉张安多（Tcham－nganto），他是先皇派到欧洲去的，现在回来看到朕在位上，对他来说是和见到先皇一样的，朕很满意他能完成交给他的使命，应该对他有所赏赐。”说完他示意一个太监拿来—顶貂皮帽给神父戴上，另外还赐了几样其他东西。张安多神父按照中国的礼仪谢了恩。
走出官门，我们去见十三亲王。张安多神父送了几样礼物给这位亲王，亲王推了好久才收下一部分。我对他说，幸亏他，神父才能有此成果，张安多神父感谢他的善待。“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回答我道，“我们对他的作为很满意。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葡萄牙国王是出于好意，如果他的大使不提出什么令人不快的问题的话，他可以等我为他觅得任何其他大使都不曾有过的荣誉。”
在北京发生这些事情的同时，广州的官员们正催促大使赶快启程入朝。他解释说他正等着他派往北京的信使的回音。这个信使11月26日到京，他带了一封呈交给皇帝的信，在信中，大使申明了他已经到了中国，暗示他不是国王派来进贡的大使，他请求皇帝陛下向官员们下达有关与之相宜的命令。
我应要求译出了这封信后，它马上被交给了十三亲王。十三亲王读了此信后，问我是否知道还有其他的中文表达法，可以不用大使不喜欢的“进贡”这个词，他们还问我在欧洲这两个中国字有什么意思。我说：“这两个字的意思不好，它们的意思是贡品、欠债、负担、从属，但是我觉得可以找到另外的字来更好地说明这位大使的身份。”十三亲王说：“这两个字是对从属于我们，必须向我们进贡的人而言，但是难道我们想让世界尽头的欧洲人在我们属下吗？我们会要他们进贡吗？另一方面，改变老规矩，就会有下例，必须要守规矩，我将和皇上商量一下，等侯我的回音。”
他很久才回来，把我们找到他府上，他说：“我不能详细对你们说，我能对你们说的就是皇上要派一位官员和一位欧洲人去澳门迎接大使。”张安多神父主动要求前往，但是十三亲王认为他身体太虚弱，吃不消，因为那是坐驿车去。张安多神父答道：“这件事是我的国王一再叮嘱的，我感到我还有力气去执行他的命令。”于是就决定让他去了。同时，十三亲王命我去找官内的总管大臣，他们受命和他一起处理接待这个使团的事务，要他们选一个能干的官员来担负这个任务。他们选中了佟赞之（Tong-tchai-tse），内务府刑部主管（président du tribunal intérieur des crimes），我个人认为这个选择是再好不过了，这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对欧洲人非常好。接着我们讨论大使从南昌府进京是走水路还是走陆路。我们意见是从水路走，因为水路运输不仅礼物不致损坏，而且因为大使有四十个随从人员，从陆路走需要一大批驿马和脚夫。他们考虑了一下我们的理由，但是那些先生们认为人太多了，那么多的随从人员只会有麻烦。我回答他们说，大使还在抱怨广州的官员削减了他一半以上的随从，还包括他自己出钱支付的卫队。他们不再说什么了，决定从水路走。
12月9日，官员和张安多神父从北京出发了，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几乎同时，大使没有等到他的信使回来就从广州出发丁。有一天，我们上朝时，皇帝自己告诉我们这个消息，他说：“你们的大使已经离开广州了，我们派去的两个人会在路上和他相遇。广州的官员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果然，派去的两人遇见唐·麦德乐时，他已经越过了梅岭（Moei Lim），他们和他一起在一条大江（kiang）上登船，在路上给了他最高的礼遇。在这期间，我们为大使准备了提供给我们的清洁、舒适的住处。我们争取到了他和他的随从可以自由走动、在皇帝接见前不被关在屋子里受看管，和对莫斯科、高丽和其他外国王朝的大使的待遇相同。
5月12日，我们得知唐·麦德乐离京城很近了。我们获准到离京城一两天路程的地方去迎接他。皇上命我以他的名义给大使带去各种清凉饮料。14日，我们在离北京几十里的地方接到了大使（十里相当于一法里）。他在张家湾（Tchan－kiavan）下船。我们预先把他吩咐买的四十匹马带到那里，还有他所要求的准备列队进北京需要的装备。18日，他非常隆重地进了北京。北京总督（le gouverneurgénéral de pékin）事先清理了街道，在各处设立哨岗防止骚乱。观看的人群无穷无尽，还有人爬到屋顶上去观看。但是更使老百姓惊讶的是大使沿途撒下了大量的钱币，皇帝接见他后回宾馆的路上他又撤了一次，这种做法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他事先没有告诉我们这种慷慨的施舍，我们很担心会触怒皇帝。但是后来没有人提起此事，我们也就放心了。
由于十三亲王到乡下去了，我们请大总管奏报皇上，大使已经到了。他马上奏报了，皇帝问了许多问题：“这个大使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才干、秉性？他在他的国王身边地位如何？谁派他到我们朝廷来的？”大总管预先估计到了所有这些问题，帮大使说了许多好话。
21日，我们看到十三亲王从乡下回来了，他对我们显得非常冷淡和从未有过的担忧和疑虑。他问我们，葡萄牙国王的信内是否有引起麻烦的字句。我随身带着我翻译的此信的译文，我把译文交到他手中。他读了此信后说：“信写得不错，但是这国王要求我们相信他的大使说的话和相信他本人说的话一样，他是否耍手腕让他的大臣来讲皇帝不喜欢的事呢？”我对他说这是在介绍信中一种常用的提法，但是这回答并不能消除他的疑虑，尤其在审理因为信仰基督教而遭难的亲王们的案件的时候。
23日是定好的接见的日子，但是大使在递交国王信件的方式上有点为难。这里的惯例是先把信件放在殿前一张桌子上，而大使希望像莫斯科的大使那样直接把信交到皇帝手中。他们问他从哪里知道的，“这在欧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莫斯科人还把它写进了邸报中”。
同一天上午七点，十三亲王对我们说，他要和大总管一起去向皇上奏报唐·麦德乐刚刚向礼部提出的难题。他和我们讲话时脸色很难看，好像是我们造成这些难题似的，好像我们本应该告诉大使他应该做的事，可是我们忽略了。他在皇上那里呆了好久，回来对我们说了一些话，他好像是奉命而来的，他说，礼部搞错了，然后他问是否查阅过有关接待莫斯科人的记载。他手下官员回答已经查阅过了。“照记载的办，这是皇上的旨意。”
然后，他走进一间内室，叫我们跟他进去。在房间里，他用最不客气、最令人不快的语词责备我们。“你们还想呆在这里吗？”他用一种严厉的口吻对我们说，“或者，你们想陪你们的大使回欧洲去？如果你们想要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你们应该随我们的通常的做法，教教那些新来的人。你们当中是否有黑心人挑唆麦德乐，让他完不成使命？如果我们有人这样做的话，我就处死他。只要皇上想赶你们走的话，谁能阻止他？你们就像脚踩两只船的人，两只船一分开，你们就掉到水里了。你们要当心，不要在大使回去后你们的处境反而不如以前了。” 然后他对着我说：“是您翻译了关于沙瓦（莫斯科大使）的所有文件，他在我们朝廷受到了何种礼遇？他是怎么成功的？葡萄牙国王派了一个大使来是为了和莫斯科人争礼遇的高下，读有关他们的邸报吗？如果这些邸报说亲王们在伊斯玛利奥夫（Ismaliof）面前磕头，麦德乐也要求亲王们同样做吗？麦德乐来不来我们朝廷与我们有什么要紧的？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他来是向皇上致谢，并且祝贺他登基，这是令人高兴的好事，他不来也没有关系，为什么要派人去迎接他？他们汇报说一切都已经说好了，可是麦德乐一到京，就在小事上啰嗦起来。今天，他在一张桌子上制造事端，明天他会在另一件事情上做文章，这将会没完没了。”张安多神父说大使不会再提出难题了。我不敢作任何承诺，没有吭声。
十三亲王让我们退下。并且命我把他的话转达给大使，不要说是他的话，面是我自己的意思。他这样讲还是有点道理的。我感觉到他只是重复了皇帝对他说的话，他几乎每讲一句话都要向大总管看一眼，他领受皇帝的旨令时，大总管也在场。我们心情沉重地退了出来、直接到大使那里去。我们老实告诉他，只有皇帝对他满意了他才能如愿地完成他的使命，回去的时候能受到和来时一样的礼遇。他自己也明白了这一点。他对我们说，看到皇帝的担心和疑虑，他认为要想向皇帝为教会求情是无济于事的，尽管他不是专门为此而来，但这也是他的意图。在他来中国前，里斯本的议政会上，有一个大臣极力反对派这个使团，他说保留澳门只是对传教士们进入中国有益。他说，这次出使要是全部失败的话就不用保留这块地方，还是放弃它为好。“国王否决了这个意见，”大使说，“他相信时代会改变的，会向有利于传播福音转化的。”“没有比此更值得伟大国王去关心的了，”我说，“我们无限感激陛下的虔诚和明智，在无损您的国王的荣耀和光荣的前提下稍稍使中国皇帝有所满意，将会对传教非常有利。”
26日，皇帝决定大使不用把信件放在桌子上，让他自己直接呈交。同一天，专管操练外国人和所有晋见皇上的人的礼仪的礼部传召大使先生。大使先生认为这种操练损害了他的尊严，拒绝去操练。我们尽了一切努力让他免了这一步骤，我们保证他对这种场合的一切礼仪都已经非常了解熟悉了，礼部答应了我们。十三亲王得知了此事，认为这种拒绝很坏，他说：“亲王们，以及各省来的大官们都要在礼部操练晋见礼仪，既然麦德乐拒绝操练，他就不是他王国的一位大臣。”
另一个难题又出现丁。亲王们在北京只能坐八人抬的大轿。大使先生大张旗鼓进了北京，他仍想以同样规模进宫晋见皇帝，最后，他还是接受了礼部主管窦（Teou）的劝告，同意和其他大使一样，只有在各省地方上才能允许大使们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