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增税才是硬道理

战争期间，尤其是对外战争期间，增税是必须的。一个现成的历史事例就是明朝的灭亡源于崇祯的减税。本来魏忠贤专权时实行增税制度，国家倒也固若金汤，到崇祯上台后干掉魏公公，实行减税制度，结果逼反了李自成，明朝也就在崇祯手里终结了。
如果以为减税就能避免引发民变的话，李自成的起义就是对这种认识的有力回击。李自成是靠朝廷俸禄过活的底层公务员，收入应该跟普通百姓差不多，甚至更差，属于吊|丝中的吊|丝，但饶是如此，朝廷也养不起。试想，原来就茶税一项，全年有二十万两白银税收，到了崇祯当家，锐减到十二两，而海关税因为禁海而一两都没有，甚至是负值，因为朝廷还要倒贴银子派兵封海，打击海上走私。这所收的十二两银子还不够宗祯自己塞牙缝的，何来多余的养李自成？李自成当然只能起-义了。或者说炸毛了。
李自成的成功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利用了伴随减税制度而来的人口福利。税收与人口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税增则人口减少；税减则人口增加。
这种关系形成的原理只能由经济学家作答，一些学经济的可以作为课题去研究，我只是发现了这个关系，并且发现这个关系放之四海而皆准，君不见，美国年年需要从世界各地引进大量人口，因为“山姆大叔万万税”；而实行重税的欧洲一些国家，人口更是负增长，导致象法国这些国家，原装法国人已成稀有品种，满国充斥的都是阿拉伯人、黑人，当然还有中国人。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也是人口输出国，每年要向世界各地输送大量人口，因为中国的税收比较轻。说这话很可能会招来板砖，但事实是，大部分中国人对税务没概念，因为大部分中国人如李自成一样，是拿国家工资的，税务只是一个单位行为，与个人无关，一个中国人出国，国家不会追在后面要你交所得税，而在欧美国家，税务完全是个人行为，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国家也会追着你纳税。
明朝在魏忠贤当权时代，民间的人口我不太清楚，因为中国的历史说白了是皇家的历史，就皇家来说，明熹宗是绝嗣了，否则也不会传位于弟（崇祯）。
明熹宗的绝嗣是不是被魏忠贤的增税政策给“计生”掉了，我们不好枉下结论，但崇祯上台实行减税制度后，便得了一梦，梦到他的死鬼哥哥明熹宗托梦于他说：有。这是我在《明朝那些事儿》里看来的一个段子，作者只是分析了“有”是“大明”两字各取一半，预示大明将亡。而我则认为“有”其实是“有喜了”。要知道，这位明熹宗在世时，醉心于木工，有木匠皇帝之称，“木”下一“子”就是“李”，所以，当比李自成炸毛资格更老的高迎祥和张献忠都失败后，李自成的崛起，无疑为税收与人口这种神秘关系的存在作了一个见证：一减税连死鬼都有后了。
李自成其实就是一流寇，没什么武力值，被官兵围几回就输几回，有时甚至被打成光杆司令。能走出困境完全是靠崇祯末年丰富的人口资源。要知道，崇祯在位十七年，刚好是一代人的生长周期。
人多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走上炸毛之路，炸毛的关键是人群里流民多，而流民的产生源于天灾，天灾的产生还是因为减税导致政府银根吃紧，无力治理河道所致。电视剧《江山风雨情》里就有崇祯祈雨的段子，可见崇祯理朝的那些年也是天灾连连。反观魏公公当权期间，朝廷是有专门的款项治理河道，并由太监监管，太监们也是提着脑袋管理河流，一旦出现洪涝什么的，那是要掉脑袋的，所以，魏公公专权期间的年景应该是风调雨顺的，要不然也不会有人为他建生祠。
说起来，魏忠贤也是个非常有治国才能的人，他30岁净身入宫，社会阅历丰富，又是从底层做起，了解民间疾苦，明白社会症结所在，所以，得权治国时得心应手。至于后来被黑化，当然是朝臣所为，窃以为并不公允。
本人无意为魏公公翻案，何况《莫道无心》一书的重点不是太监，而是后宫。后宫既然出自官家，当然是以维护官家利益为己任，而官家的立场又往往与皇家立场分庭抗礼。
所谓“普天之下莫非黄土”根本就是一句忽悠，黄天厚土从来就是有疆界的，而有疆界的黄土，所出有限，朝臣们既然与皇家在一个锅里舀食，皇家拿多了，官家自然拿少了；皇家权大了，官家自然权就小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历朝皇家的祖制里，忌惮后宫远甚忌惮太监。
只不过对有皇嗣的后宫来说，皇家利益与官家利益都关乎其切身利益，在两权相害，又无从取舍时，只得沉默为金；而没有皇嗣的后宫就只有娘家的朝臣利益需要维护。就这一点来说，作者对皇后与康妃的描述还是相当靠谱：一听皇帝要加税，皇后保持沉默，而康妃却跳出来反对。
只是康妃作为作者君笔下与皇后智慧相当的后宫，一向行事低调，后发制人，此番以后宫身份干政，显然是破功了，其行为相当有违她一惯的行事作风，并且也不见此举对宫斗有何帮助。也许作者君的潜意识里觉得，百姓是得罪不起的，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罪了百姓就会被颠覆，所以要康妃来充当一个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的角色，那怕康妃的行为糙了些也是可以被原谅的。这恐怕过高地估计了百姓的炸毛能力了。
底层百姓的炸毛能力是最不值一提的，远的不说，就说这皇宫里的处于底层的太监宫女们，挨打挨骂甚至被任意夺走生命，他们敢炸毛吗？不敢。
不敢的原因不是象鲁迅说的是因为愚昧，见了皇帝杀人急着买人血馒头的那种愚昧，而是因为没实力。正是因为没实力，皇宫外的山野之民，就算因各种天灾人祸包括朝廷加税导致没饭吃，也顶多占山为王，祸害一下周围比他们更弱的良民百姓，绝对不会向强大的朝廷发难，甚至更期待得到朝廷的招安从此吃上公家饭、端上铁饭碗。

至于沈家、周家、郑家那些权高位重的朝臣们，有没有可能趁机向朝廷发难呢？答案是否定的。
他们不向朝廷发难并不是因为对朝廷有多忠心，而是知道，就算他们有向朝廷发难的实力也不能选在这个时候，因为一但得了天下，他们也必须面临率领民众抵御外敌入侵的问题，而对一个新诞生的政权来说，往往是没有实力应付外战的。只有象李自成这种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草莽领袖，才会在国难当头向朝廷发难，有政治经验的高层朝臣如李渊父子，在向隋炀帝发起内战前，都要先与外族勾兑好了才敢开战，以免战事一开，要同时应付内战和外战。
有趣的是，李氏一门不但出李渊父子这样的能人，也出李自成这样的傻缺。李自成所以要在外战之时向朝廷发难，归根结底还是源于他所实行的税收政策。
如果说崇祯实行减税政策旨在讨好民众的话，李自成要向朝廷发难，当然更要拉拢民众，对民众的讨好程度较之崇祯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竟然不收税。这就有了“打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歌谣。
但不收税，闯王李自成就没钱奖励为他用命的下属，这却如何是好？当然只能纵兵抢掠。所以，李自成的军队到了后期根本不设后勤，无需辎重，打到哪里抢到哪里，所过残破。这样一支轻车轻骑的军队，推进速度是非常快的，最后推进到京城，虽然抢了崇祯的皇权，却也捎带着把前线抗清将士的家属抢了，激怒了前线士兵，新生的李氏皇朝就此终结。
李氏皇朝终结的教训不但催生出后来人民军队的“三八注意”，也令后来的政治家明白一个道理：不能在外战期间向朝廷发难，只能枪口一致对外。这也就是为什么，内战要在45年以后爆发，而不在45年之前。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外战期间实行增税政策，既不会激起民-变，也不会引起官-变、兵-变，是朝廷用以控制局面的有效手段。一个帝王，只要不是象崇祯那种伙着朝臣为自己挖坑的傻缺，都会明智地选择增税。事实上，沈家兄妹一个前朝一个后宫地逼皇上收回成命，却又拿不出一套有效的融资方案让皇帝去应付眼前的困境，就已经说明，增税政策在当时是不二选择。
增税无疑会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但即使不增税，战争来了，老百姓一样要被征兵征马征劳役。何况前方将士在流血，后方出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如果一味只知讨好老百姓，万一前方顶不住，外族入犯，老百姓一样遭殃。古代野蛮的外族可没有“三八注意”这样的纪律约束，进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岂不是比朝廷加重税负对老百姓祸害更甚？老百姓安能不明此理，怨只怨自己命苦，还怨不上政府。历朝皇帝都尽力唯持和平，尽可能避免战争，为此不知道送出了多少公主去外族和亲，皇家的委屈也未见得比百姓少。
至于小说家要持什么立场去编排小说是小说家的自由，无可厚非，因为小说要的是精彩。在精彩面前，什么穿越啦、重生啦、架空历史、架空未来等种种虚幻脑洞，都可以拿来编排组合，何况乎增税减税。你要编个减税导致朝廷无力控制局面而亡的故事固然没错，但为了避免雷同，编个增税激起民变导致朝廷腹背受敌的故事也未偿不可。只是据说，美国人法律意识很强，但除了专学法律的，美国人并没有专门接受法律知识的途径，大多数美国人的法制观念来自小说的潜移默化。
中国的小说似乎缺乏潜移默化民众的责任，但潜移默化民众的功能却一点不比欧美小说差，这就是本文不得不推出的一个动因：不管小说家以什么立场去编排情节，你只要记住，现实生活中，外敌当前，增税才是硬道理！